裕隆

　　今日社評 本報評論員 張天蔚
　　“這樣的歸屬和支出方式，不僅根本違背了社會撫養費用於社會公共事業的初衷，甚而形成了計生部門對社會撫養費的依賴，為了多收社會撫養費而“放水養魚”、放任計劃外超生的現象，也就不再是無稽的傳說。”
　　今年7月，浙江律師吳有水向全國31個省、直轄市、自治區的計生、財政部門發出郵件，申請公開各自2012年度社會撫養費的征收和使用情況的信息。其間幾經波折，至今仍有遼寧、安徽、江西、山東、海南、重慶、甘肅等7個省份，未作出政府信息公開答覆。國家衛生計生委已依法作出責令限期答覆的行政覆議決定。
　　雖然提出社會撫養費信息公開的只是一位律師，但他所表達的訴求卻代表了廣泛的民意。人們都迫切地希望瞭解，這項開徵了10年（以2002年9月《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》正式實施算起），數額以百億計的收費究竟用到了何處？是否真的對落實計劃生育政策有所助益？是否如其名稱所標示的那樣，用於了“社會撫養” ？
　　社會撫養費乃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衍生之物。在計劃生育政策落實最為嚴厲的時期，對於“計劃外”生育往往採取罰款政策，以圖用高額罰款阻止計劃外生育的泛濫。但隨著全社會對計劃生育政策的認識逐步提高，罰款政策被逐漸廢棄，代之以社會撫養費的收繳。收取社會撫養費的理據，在於計劃生育政策之下，政策規定之外的“超生”嬰兒，被認定為過多占用了社會資源，尤其是社會公共事業方面的投入，因此必須由其家長代繳一筆費用，以補償這種“額外”的占有。
　　由此也就不難理解，社會撫養費的唯一合理的去處，應該是納入政府財政，而且應該明確用於公共事業投入。只有這樣，才能符合“社會撫養”的本意。
　　然而在許多地方，社會撫養費的收繳、歸屬、開支，常年以來都是一筆亂賬。不僅各地收繳標準不一，甚至面對不同個體，其收費標準也有著極大的隨意性。而在支出方面，社會撫養費的部分乃至全部，會以各種方式重新回到計生部門。譬如某省的《計劃生育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》就明確規定，社會撫養費全部用於計生工作，省、地、縣三級計生部門按5:10:85的比例分配社會撫養費。
　　這樣的歸屬和支出方式，不僅根本違背了社會撫養費用於社會公共事業的初衷，甚而形成了計生部門對社會撫養費的依賴，為了多收社會撫養費而“放水養魚”、放任計劃外超生的現象，也就不再是無稽的傳說。當社會撫養費既不用於“社會撫養”，也不能減少超生，甚至間接鼓勵了計劃外生育時，公眾對其提出疑問，甚而要求各地公開賬目，交待去向，也就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。
　　但各地應對賬目公開的態度，卻不難看出對這一要求的抵觸。今年7月，吳有水律師提出信息公開申請之後，在規定的一個月時間里，31個省、市、自治區里，只有19個給予了回覆，且其中廣東和江蘇兩省的答覆居然是“屬於內部掌握，不能公開”。且至今尚有7個省份未予答覆。應該做，也不難做的事，卻如此延宕、推脫，隱然能夠感覺到某種“難言之隱”。
　　支持社會撫養費成立的兩個支點，一是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，二是對社會撫養費去向的嚴格限定。沒有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，就無所謂超生和對社會資源的“超額占有”，自然無需繳納補償費用。沒有對社會撫養費的嚴格把關，社會撫養費就可能變成計生部門的私利，而不是對社會公共資源的補償，社會撫養費也就被扭曲了本意。
　　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公眾要求社會撫養費的賬目公開，不僅限於滿足知情權，還要通過對其去向的瞭解，重新審視這一收費的合理性和有效性，以制定更符合新形勢的新政策。　　（原標題：社會撫養費用於“社會撫養”才是正途）